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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蔣經國行政江西雷厲風行三年除掉煙賭毒

           更新時間:2011-03-22 04:43


          蔣展示的這幅規模宏大的藍圖,意圖絕不只是贛南,而要為整個國家,“建立一個革新政治的示范區”。不僅僅是徐浩然,就連美國的《科利爾》雜志也觀察到了這一點,“小蔣建立的模式,將作為新中國未來的范例。”
          1940年10月1日,江西贛州群樂大戲院內。身穿“綠色嗶嘰中山裝”,胸配“主席團紅花綢帶”的蔣經國,面對“贛南十一縣的縣長、秘書、參議會議長、社會賢達、知名人士……”,慷慨激昂地陳辭:“我們在三年之內,要辦331個工廠,要開墾2萬畝荒地,要辦314個農場,要建筑995個農業示范區,要成立3000個合作社,要建筑6043個水利工程,要開辟321個果園,要建筑259個新校舍……”
          不僅僅如此,還要在三年內,將贛南建成一個“人人有工作,人人有飯吃,人人有衣穿,人人有屋住、人人有書讀”的新社會。
          此時的蔣經國,剛剛渡過30歲生日,正是人生精力最旺盛的時刻。而他所服務的黨國,卻是內憂外患,暮氣沉沉。
          蔣氏當日立志改造贛南的講話,給臺下聽眾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,以至于時任贛州城區區長的徐浩然在50多年以后,依舊“言猶在耳”。在徐浩然的眼中,蔣展示的這幅規模宏大的藍圖,意圖絕不只是贛南,而要為整個國家,“建立一個革新政治的示范區”。不僅僅是徐浩然,就連美國的《科利爾》雜志也觀察到了這一點,“小蔣建立的模式,將作為新中國未來的范例。”
          但是他們都錯了,這幅藍圖,既沒能成為“示范區”,也并沒有成為“范例”,而是在實行5年后,人走政息。但30多年后,這幅藍圖,不期然成為了海峽對岸那個海島上的施政總演習。
          “最艱巨的地方”
          蔣經國是1939年6月,正式接任江西第四區行政督查專員的。下車伊始,他就開始遍訪贛南各地。每天走80公里,每日接觸大量農民、商人、公務員、難民……陌生贛南的形象,就在此一步步行進中,一次次交談中,逐步清晰起來,“在贛南,我一共步行了2850里路,經過了974條橋,其中有714條需要修理的,84條是不能走的……我經過189個茶亭,只有21個是最近修理的,有42個已經簡直不能坐人。”
          又豈止是橋梁、道路和茶亭。贛南,這個位于湘、粵、贛諸省交界之處,面積相當于臺灣三分之二,等于美國馬薩諸塞州全州,蘊藏豐富礦產的地區,此時整個社會,都處于民生凋敝,貪腐盛行之中。
          作為20世紀30年代初國共對峙的主戰場, *** 撤退后留下的真空,隨即被兵痞、回鄉豪紳、煙土毒販、土匪、流民、娼妓所填充,政府官員“貪、偷、拍、怕”,不少偏遠地區的人民,“依舊過著人和獸斗爭時期的生活”。
          在上猶縣,一個保長為了征兵,被人砍成兩段。有人想去告狀,結果不但被毆打,還被挖去雙眼。南康縣的橫市涇盛產大米,豐泰米號的老板在1934年從政府手中領取過一張牙行執照,從事中介貿易,但卻從賣米的農民那里坐地抽捐,5年多來,每日兩擔,從未間斷。在大庾,蔣經國前去參觀一家造紙廠,蔣問工人,從前的造紙方法是不是如此?工人回答他,“數百年前,已經是這樣的。”不僅在農村,即便是在贛州城區,情況也絕無改善,外來客和地頭蛇把持煙館、妓院,征收花捐,玩弄妓女,包庇賭窟,聚賭為樂,而地方政府對此卻毫無辦法……
          這就是蔣經國看到的贛南,而這又哪里只是贛南,這是政府貪腐、豪紳當道,賭毒橫行,民不聊生的中國內陸地區的縮影。
          “進步主張”
          三年后,也就是1943年,當《科利爾》雜志的記者傅爾曼到贛南采訪蔣經國時,問起當初為何會選擇贛南。這位“小委員長”向傅爾曼吐露了心聲??就在他剛剛從蘇聯回到國內,被蔣介石召見詢問今后的志向時,蔣經國的回答是要“在最艱巨的條件下”,有機會實現自己的“進步主張”。所謂“進步主張”,也正是他在蘇聯所學,所見,所聞的內容。
          蔣經國是在1925年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的。這座位于莫斯科阿羅罕街的學校,在國共合作時期,曾是雙方爭相就讀的學府。不但云集了許多國民黨政要的子女,如馮玉祥之女馮弗能,邵力子之子邵志剛,于右任之女于秀芝,李宗仁的內弟魏允成,同樣也匯聚了后來影響中國20世紀歷史的諸多 *** 人物,如王明 、博古、張聞天、鄧小平、廖承志、烏蘭夫……
          就是在這個“坐東朝西”,“平庸的方形建筑”里,國共雙方的后備骨干們,受教于同樣的老師,學習同樣的課程,接受同樣的思想,蔣經國也并不例外。在蘇聯,蔣經國先后加入共青團、成為預備黨員。在蘇聯12年的時間里,他曾被下放到農場勞動,做過搬運工人,后來還擔任了烏拉爾重型機械廠的副廠長。
          也正是在這12年間,蘇聯先后實行了兩個五年計劃。這是人類歷史上首次按照事先詳細編撰好的規劃,進行大規模生產建設。兩個五年計劃完成后,蘇聯一舉從落后的農業國躍升為歐洲第一,世界第二的工業國。
          在蘇聯,“計劃經濟”、“干部決定一切”、“肅反”、“集體農業”、“政治宣傳”、“組織動員”……一個個既陌生,又新鮮的名詞,一個個既強力,又行之有效的方式,給青年蔣經國留下深刻印象,對他的影響可謂持之終身。
          禁煙查賭
          1978年,一名老者歷盡劫波,從監獄中被釋放出來。他是戴著“三青團分子、蔣經國嫡系、反動區長”的罪名,開始長達20年的牢獄生涯的。出獄之后,他斷斷續續的撰寫一些文章,回憶自己青年時期在贛南與蔣經國共事的點滴事跡。這名老者就是贛州城區區長徐浩然。
          “1940年,蔣經國一到贛州,第一炮就是除三害:查禁煙、賭、娼,并從禁煙開始。”也正是通過他的記述,蔣經國在贛南的作為,日漸清晰、生動起來。
          贛州中山路有一家“仁記寶成行”,是廣東一名軍長出資開設的土膏行。一日,專員公署突然派人武裝進入行里進行查封,共查獲了十九箱云土,每箱一百斤,價值銀洋20萬元。為了避免老板派人求救,蔣經國在查封第二天就在專署禮堂召開各界代表聯席大會,當場將沒收的煙土焚毀。“蔣經國親自點火,頓時,黃煙直冒,香聞十里。”
          贛州城中有一個大賭場,在利民百貨商場三樓。后臺老板是一名叫做李振球的中將。在這個賭博俱樂部中,麻將、推牌九、押寶,樣樣齊全,規模巨大,“一夜之間輸贏成千上萬”。正是由于后臺強硬,戒備森嚴,這個賭場在蔣經國來到贛南后,依然“放心大賭,通宵達旦”。
          一日,一名賭輸的賭徒意圖賴賬,被痛打一頓,于是投書專員公署,揭發賭局。第二天,蔣經國命令特別行動組于晚間12點集合,攜搶闖入賭場,當場拘捕了正在聚賭的數十名賭徒,繳獲賭資近兩萬銀元。
          當時蔣經國禁賭,下發規定,抓到賭徒罰跪公園三天。一次,查賭人員抓到了吉泰警備司令賴偉英的夫人。警察打電話給蔣經國,蔣片刻后回話,“管他什么司令太太,總司令的太太賭博抓到了一樣罰跪,你們盡管放手去干,有我擔待!”司令太太跪公園,此消息一經傳出,引來眾多民眾圍觀,成為贛南禁賭時期轟動一時的大事。
          蘇聯留學時期的“階級斗爭”方式,似乎深刻影響了蔣經國,對于他眼中帶有“濃厚封建力量”色彩的事物,蔣經國的辦法是,“毫不留情持極嚴格的手段,用堅決的革命手段去打擊他們。”
          三年計劃
          如果說,“禁煙查賭”所代表的是一種革新政治的決心的話,那么以“三年計劃”為代表經濟、社會建設才是改造贛南的核心。
          所謂“三年計劃”,也就是在工業、農業、基礎建設、教育等方面,各自設立具體目標,在三年內實行完成。這明顯帶有“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”的印記。
          為了順利實施這個計劃,蔣經國模仿蘇聯掌控宣傳的方式,首先將贛南的《民國日報》改造為《新贛南報》,此外改建了諸如抗建通訊社、新贛南出版社,新贛南書店、《江西青年月刊》等宣傳文化機構。這批宣傳機器,一聲令下,就全力開動為“新贛南”造勢。
          在浩大的宣傳攻勢下,“新贛南”建設的大幕徐徐拉開。首先開工建設的是中國兒童新村。兒童新村位于贛州近郊虎崗,依山臨江,方圓十里。新村以正氣小學為主體,還包括一個幼兒園。創辦初期,有1200多名學生,“其中很多是無家可歸的難童”。毗鄰兒童新村,同時創辦的還有正氣中學,僅用一年時間,學校就建立起禮堂、教室、宿舍、圖書室、操場等主要設施,并開始招生。
          如果說兒童新村和正氣中學的建立,是為了“人人有書讀”的話,那么“交易公店”的設立,則為了達到“人人有飯吃”的目標。1940年夏秋之季,贛南大米暴漲,漲幅超過50%,城區甚至超過了100%,糧商大戶借機囤積居奇,抬高物價。
          蔣經國則決定設立“交易公店”,對糧食實行“公賣”,也就是由政府掌握一定的糧食資源,以平價銷售給經過審核的住戶。后來,“交易公店”銷售的商品不僅僅限于糧食,而是擴充到所有的日用百貨,以及土特產品,銷售的網點也擴展到下轄各縣的大市鎮。
          這個“公店”本不以盈利為目的,實行統購統銷。但因為“公店”資金充裕,運輸方便,貨物價格公道,品種齊全,竟成為建設新贛南的“財神廟”。“交易公店”的設置,使得贛南地區,在物價飛漲的抗戰時期,尤為特別。
          在實施了教育和商業計劃之后。緊接著,另一項對普通民眾有著極強吸引力的措施出臺了,那就是“扶植自耕農計劃”。
          1940年秋,上猶縣廣田鄉突然來了10多名公署人員。他們下鄉之后,就忙著登記戶口,丈量土地。周邊農戶先是驚訝,不知道發生什么事情。最后明白,這些人原來都是“蔣專員”派來做“扶植自耕農示范區”的。
          廣田鄉轄區內的這個“示范區”范圍有3個保,23個甲,大約230戶,1150人。工作組先是將土地按照優劣評為九級,然后由多方組成的地價評定委員會評定合理地價。示范區內,原有佃農租種的土地,不論面積,一律歸佃戶所有,佃農只需簽訂一張按照地價評定的借據,交給信用社,信用社則用貸款付給原有地主。由于價格比較低廉,此政策立刻獲得佃農支持,有些佃農本應三年歸還的地價金,一年左右就全部還清。郭世鏗曾在“新贛南”時期擔任過廣田鄉經濟干事,家中有6口人,“乘領了8畝土地”,第二年就獲得了豐收,“除了自己食用,還有一些剩余,可挑到街上去賣,這在以前是少有的。”
          在贛南,蔣經國一共設立了6個扶植自耕農示范區,在示范區內,大部分做到了“耕者有其田”。此外,蔣經國還在農村推行取消苛捐雜稅的政策。安遠縣有個地主,外號“丁老虎”,私人擁有100人的武裝,控制了全村。蔣經國聽到投訴,立刻派人沒收了“丁老虎”的武裝,并將他送到“新人學校”進行教育受訓。
          “紅色”贛南
          1943年,《大公報》著名記者徐盈來到贛南,他到了四華山礦區采訪,“從前有十八個班子的妓女、大煙和賭博,吸盡了礦工們的血汗,時疫病苗摧殘了礦工們的生命,新贛南礦工福利委員會是針對著這些事實而設立的……高利貸制度己給合理的貸款制度打倒了。俱樂部、圖書館成為礦工們工余的樂園,以前專醫花柳病的醫院,現已成為相當規模的診所,這些成績,當然還要感謝當局的努力,四華山的變,不過是新贛南的一小片段而已。”
          通過中國最好報紙的最好記者,“新贛南”的一角就這樣引發全國的矚目。不但政府要員、社會名流紛至沓來,就連國外的媒體也關注到了這一切。《紐約時報》記者愛特金森在參觀過贛南后,對蔣經國的作為大加贊賞,“中國方面的有識之士,都一廂情愿的高談中國的現代化,卻只有贛南在真正的推行。”
          在外界,“三年計劃”讓蔣經國留下了中國最具實干精神的政治家的印象。而在贛南本地,蔣經國推行的“星期四接待日”,拉近了與民眾的距離。當地一家農戶的獨子被征兵,蔣經國派人追尋上千里,將人帶回,從而贏得了“蔣青天”的聲譽。
          正是在“三年計劃”的巨大效應之下,蔣經國在1943年,又信心百倍的提出了“第二個五年計劃”,按照這個計劃,贛南將在此期間重點推行城市建設和發展重工業。他在一次會議上不無憧憬地提到,“那時的贛州,一路所望到的都是花園樹木,連警察也沒有了,路上都是機器來指揮交通……贛南的大禮堂,也移到南康去了,一路看去,看到了幾處煉鋼廠和飛機制造廠……那時候,已經成為電氣化的世界。”
          這樣的藍圖,讓蔣經國通過建設贛南而改變江西,通過改變江西而影響全國的目標越來越近。但也就是此時,各種各樣的不滿、猜忌、懷疑之音也紛紛涌現。
          一次,蔣經國和上猶縣長王繼春出去視察,無意中聽到幾個挑夫坐在一起議論,“倘使蔣經國走了,我們就太平無事了……裝電話,修馬路,造學校,這都是洋人干的事情,我們老表自有老表的事情做。”蔣經國追問說,“你們不要蔣經國在這里,那么又要誰這這里。”此時卻無人來回答這個問題了。
          如果說,底層民眾的抱怨多是出于不理解,很容易消除的話,那么反對革新的黨內保守派別對蔣經國的打擊才是致命的。蔣經國要求干部必須接觸民眾的作風,被描述成 *** “走群眾路線”,交易公店被是認為“管制經濟”,“三年計劃”則是純粹的“蘇聯模式”,而整個建設新贛南的努力,則是完完整整的“赤化”。“蔣經國就是地道的 *** 。”外界的輿論風潮越來越公開地指責他。
          偃旗息鼓
          指責蔣經國是 *** ,顯然是言過其實。但在國民黨內部,蔣經國的所作所為的確是與周邊環境格格不入。
          1938年3月29日,在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開幕式上,蔣介石斷言:“我們的黨差不多已經成為一個空的軀殼而沒有實質了,黨的形式雖然存在,但黨的精神差不多是完全消失了!”
          作為國民黨的最高領袖,在全國黨代表的面前公開指責整個“黨組織松懈紀律廢弛,以至黨的精神衰頹散漫,黨的基礎異常空虛”,不僅如此,各級黨部“工作都流于形式化,機關都衙門化”,而黨員們則是“意態消沉,生活松懈興趣淡漠,工作懶散,而且也同一般流俗一樣耽安逸,講享受,甚而至于爭權利,鬧私見”。這個剛剛改組19年,獲得政權10年的政黨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。
          蔣經國面對的,顯然不是個別的輿論風暴,而是這樣一個陷入泥淖的政黨。自他歸國之時,就一心想憑借自己個人的不懈努力來改變這些。他盡力使自己的生活保持在非常樸素的狀態,以擺脫普通民眾對國民黨要員的一般印象。他創辦各種干部培訓班,以訓練符合自己要求的組織者。他近乎苛刻的讓自己和下屬都保持經濟上的廉潔。他努力想通過工業、農業的建設成績,來為自己改造贛南,改造整個環境來換取時間。
          但這些努力,依然沒有能夠逃脫環境對他的束縛。1943年12月,也就是新的“五年計劃”剛開始實施,重慶政府新的任命書到達了贛南,蔣經國“升任”江西省政府委員。盡管仍然兼任第四區行政督查專員,但這一任命顯然是為了調離而做的準備。
          果然,隨后不久,蔣經國就出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干部學校教育長,長期住在重慶。贛南的任職,成為了真正的兼職。1945年2月,日軍攻占贛州,在進城前一刻,蔣經國乘機離開贛南,6月正式卸任。“新贛南”建設數年間所積累的成就,隨之付諸東流。
          “翻版”贛南
          1949年1月22日,蔣經國在日記中寫到,“父親隱退后,對于這回革命失敗原因,曾在日記中作如下檢討:此次失敗之最大原因,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與確立,而舊制度先已放棄崩潰。”此時, *** 勝利在望,并在這一天接管了北平。
          在日記中,蔣經國沒有說新制度和舊制度到底是什么。30多年后,伊利諾大學教授歷史系教授易勞逸得出了自己的結論,“國民黨人從未創造出一個感受到民眾需求的,能夠實行他所宣稱的政治和經濟改革的高效率的行政機構。”
          事實上,從1928年國民黨初建政權開始,黨內的改革勢力就一直試圖努力修復這個政黨的制度和政策漏洞。但是一元獨裁的領導模式、沒有民意基礎的政府、軍隊強權的構架,壓制了所有改革的努力。
          23年后,也就是1972年,蔣經國出任臺灣“行政院長”。在隨后舉行的首次院會上,蔣經國用“今天愿意用平凡、平淡、平實三句話奉告各位先生,并共同勉力。”的話作為開場白。由于蔣介石的健康原因,蔣經國實際上已經成為臺灣的“一把手”,再也沒有贛南施政時期的左右掣肘之感。
          此時的蔣經國,歷經了“贛南新政”的流產,“上海打虎”的失敗,初到臺灣的困窘,已經在政壇上沉浮了30多年,早已不是當年剛剛歸國時,希望憑借一己之力改變整個國家的熱血青年,而是歷經磨礪,處事沉穩的政治人物。
          但這一番開場白,還是能讓人回想起贛南時期的蓬勃歲月。不僅僅是開場白,在緊接下來的施政措施中,蔣經國懲治公務員貪腐,指示加速農村建設,減輕農民負擔,推行以交通運輸為主干的“十大建設”,都讓聯想起“贛南新政”。而此前,國民黨已經在臺灣按照“贛南模式”推行了土地改革。
          1988年,蔣經國去世,去世前,他開放了“黨禁”和“報禁”,而這是他在“贛南新政”中所沒有的內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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